深度看金融：寻找不确定中的锚定 | 2023校友新春年会圆桌回顾

朱晓梅：过去三年，我们经历了很多不确定性，也经历了很多波折。我们希望今天这个讨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最大的确定。首先，让我们来听听三位嘉宾对自身所在行业的风险分析。

吴亚洲——自我排查、制度创新，勇破国际贸易三大冲突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我正好从事国际贸易争端领域。过去20余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应对中美、中欧等国家地区间的各种贸易调查。

回顾中国入世的这二十多年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2001-2012年，叠加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因素，中国抓住时机在贸易方面取得了飞速的发展。2012-2017年，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逐步摒弃了过去由多边主导的WTO贸易规则，转而寻求区域性合作的“拉帮结派”的合作机制。时间到了2018年，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对中国发动了彻底的贸易战。而当下的拜登时期，我们基本的关键词就是“脱钩”和“制裁”。

从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发展趋势来看，我们整体的贸易环境越来越严峻。我将背后的原因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发展利益的冲突——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是否还适用发展中国家待遇，这一点已出现争议。

第二，制度利益，这是最核心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制度利益的冲突来自于两个层面。首先，我们是否是一个“市场经济主体”，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和WTO规则下的市场经济是否是一个概念？其次，我们的国有经济是否是一个市场化的经营主体？

第三，安全问题。美国以各种安全利益考量为由，把中国定性为竞争对手，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制裁，加剧了我们贸易环境的恶化。

以上三大冲突，可以说是中国和欧美最主要的分歧点。分歧该如何解决？在我看来，真正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制度上和国际进行衔接，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在这种国际形势之下，从事国际业务、跨境业务必须做好合规工作，主动进行自我排查。

崔逸凡——把握赛道、挖掘机会，新能源产业深度分析刻不容缓

在过去的三到五年间，新能源领域确实出现了非常多的投资机会。今天我想从投资的角度来谈谈新能源行业目前的发展态势，包括它所面临的风险点。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制定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目标，这意味着未来10至40年里，新能源行业会是一个“坡长雪厚”的赛道，天花板非常高。且新能源行业所涉及的细分产业非常多，有很多投资机会值得挖掘。

新能源近段时间行情波动非常大。我认为新能源行业的风险集中体现在三点。

首先，在过去3-5年里，新能源行业经历了非常快的发展周期，市场渗透率从最早的不到5%到2022年达到20%-30%，保持着一个翻倍速度增长。未来，市场渗透率的增速会减慢，可能会慢慢过渡到50%，乃至到20-30%的增速水平。当市场渗透率增速变缓，大家会开始更多地去甄选赛道，这是投资最大的风险之一。

此外，对于产业来说，新能源产能过剩也是投资的一大风险。明年或者后年释放出来的产能可能会是需求的将近一倍，整个行业将会经历价格战或洗牌。在此过程中，哪些赛道、哪些环节可能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最后，从出口的角度看，如吴亚洲所提到的国外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调整会传导影响我国的光伏产业，新能源领域的外国政策也需要大家的持续关注。

罗楚惟——拒绝脆弱、保质保量，粮食危机应对迫在眉睫

我研究的行业是最“土”的行业，因为它离“泥土”最近。农业似乎离大家特别远，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的话，恐怕不会特意关心粮食、猪肉的价格变动。但事实上，农业离每个人的生活非常近，因为它实打实地关系到大家每天的吃饭问题。

农业最突出的风险特点就是“脆弱性”。

怎么去理解脆弱性，我给大家提供三个数字来理解：6、60、160。所谓“6”，就是全球饥饿人口的增速是6%，目前全球饥饿人口的占比已经到了10%；“60”就是自疫情以来，全球粮食价格增长了60%；160，指的是过去化肥的涨价幅度。化肥是粮食的粮食，化肥涨幅过高，会导致很多农民不再愿意使用化肥，粮食产量就会降低。打一个比方，现在农业面临的状况，就像行走于春日的冰湖，感觉春意暖暖，实际上脚下的支撑非常脆弱。

更具体来说，当下全球农业存在四大风险点。

第一点，地缘政治问题。俄乌冲突众所周知，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俄罗斯、乌克兰都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并且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化肥出口国。所以，俄乌冲突也导致了粮价的飞涨。粮食价格的未来走势还将持续受到俄乌局势的影响，这是第一个潜在风险点。

第二点，气候问题。过去几年全球极端气候越来越多。拉尼娜现象在过去两年中连续发生了三次，历史上这个现象恐怕只有在21世纪出现过。拉尼娜导致的南旱北涝，对粮食产量造成了巨大影响。据预测，连续三次拉尼娜现象后，明年将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南涝北旱。

第三点，疫情瘟病。非洲猪瘟现在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此前国内爆发猪瘟时，直接导致生猪存栏率上升40%，猪肉价格也出现疯狂上涨。另外，禽流感目前正在欧洲肆虐，是否会蔓延到中国尚未可知。这都是农业脆弱性的体现。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目前，很多国家限制的不止是技术，其实还有粮食、化肥等等，这在未来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点。

放眼中国，我们的粮食库存消费比是50%（库存消费比=本期期末库存/本期消费量）。在去年有疫情、封控以及气候影响的情况下，我国的粮食产量依然增长了0.5%，这一点极为不易。然而，粮食安全这个议题近年来是被频繁提及的：2019年提了两次，2020年提了两次，2021年提了五次，2022年提了六次，这说明粮食危机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事。在2022年的政府文件中，非常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防止突发性返贫——一旦危机发生可能就会导致农民一夜之间一贫如洗。可以说，当前整个中国农业，乃至世界农业面临的最大风险点就是脆弱。

朱晓梅——模式可行、合规合法，企业出海需全方面考量

从金融科技角度出发，国内和国外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国内的支付宝、微信或其他支付钱包，都由账户系统运作。如果把中国这套模式（比如支付宝）搬到全球，则会变成一个世界钱包，意味着将会面临一系列合规问题。Facebook曾在2020年推出过类似产品，引起了美国央行的极大关注。这种账户系统，在“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资金转移”、“如何解决货币兑换问题”等方面，都需要给美国央行做整套方案的介绍和汇报，后来这个方案便不了了之。

对金融科技公司而言，通过技术赋能实现出海是可行的，我们就曾给印度一家金融公司做了一套支付系统。但是，出海并不只依靠技术赋能，这与监管合规风险、商业风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不能回避的商业模式问题。

监管合规风险最突出的是隐私保护问题。金融科技企业想要出海，面对不同国家央行对国家支付系统支付链路上产生的用户数据、商户数据的存储或者解密等问题，企业需要制定详细的方案去解决。企业出海不仅要考虑商业模式的可行性，还必须考虑当地法律法规的要求。

其次，从商业风险角度来看，企业出海还需解决市场规模问题。出海企业很容易达到发展的天花板。所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的用户是谁？第一客户是谁？我们的产品竞争力是什么？

朱晓梅：我们来自四个不同的行业，也因此有四种不同的行业视角。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各自行业的机会所在，我们的下一个增量是什么？

罗楚惟——查漏补缺、取长补短，狠抓农业科技“大工基”

当前农业科技真正的投资机会可以概括为“大工基”。

“大”就是大数据。农业是传统行业，产生数据较多，但是这些数据很难被利用起来。我们举个例子，和蚂蚁集团有合作关系的中合农信，它的坏账率基本可以做到银行水平，甚至比一些中小银行还要低。农业是靠天吃饭的行业，农民也没有足够多的资产可以抵押，中合农信借贷给农民，它的坏账率是如何做到那么低的？关键在于大数据——蚂蚁集团、中合农信会派乡村特派员去当地收集相关数据。在农村，人际关系网十分重要，通过人际调查，特派员可以了解到农户的实际情况，从而避免坏账的产生。其次，通过大数据，还可以缩短供应链、设计最佳的定价方案等。大数据缩短供应链、减少供应链中的磨损率后，可以让农民富起来，同时也可以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成本。

“大工基”中的“工”就是“工具”。中国农业相比国外落后了近20年，主要的落后就是在工具方面。欧美的成熟工具可以让一个农民独立完成一百亩地的耕种，我们虽然在东北也实现了这样的高效耕种，但由于我国很大部分耕地都是丘陵地形，所以从先天地理条件上，我们很难推行“大机械化”生产，这导致中国农业机械化率非常低。我认为，真正被需要的农业机械是可以“思考”的机械，即它可以适应传统机械不能适应的地形，如果能实现，这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最后，“大工基”中的“基”代表着“基因”。农业最核心的就是种子以及家畜的基因。我国种子基因改良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比如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但是依旧有很多农产品值得进一步发展。比如在美国，一些技术可以帮助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在内的植物具备很强的抗虫害、抗疫病、抗气温或水分变化的能力。面对以后越来越多的气候变化，这些基因改良技术正是我们需要快速补足的地方。除此之外，家畜基因改良中生猪的例子也值得注意。以丹麦为例，丹麦子猪的产量是我们的两倍，但是他们所需的养殖空间只有我们的一半，虽然这可能有管理方面的差异，但是最核心的还是基因。丹麦对优质物种的基因给予了充分的保护，并且会专门培育。虽然国内有农科院在做相关研究，但这依旧不够充分，我们需要民营资本去投资，从而把这一块市场吃下来。

崔逸凡——把握优势、关注新技术，新能源投资需双管齐下

从资本市场角度分析，新能源未来的投资机会主要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把握阶段性的优势。比如光伏产业，过去因为硅料价格涨得非常高，限制了行业的发展，尤其对行业下游来说，材料价格上涨使得下游的盈利变差。硅料需要一到两年的投资周期，因此从今年起，硅料产能开始逐步释放，这对于产业链下游的公司会产生较好的盈利、估值的修复机会或者投资机会。目前，新能源车消费也有反弹的趋势，这也是一个值得把握的阶段性机会。

第二个方向是新技术应用领域。目前，新能源行业的市场渗透率达到30%，但很多新技术的渗透率还在个位数。未来，很多新技术将会得到渗透率的提升，形成行业增长和自身渗透率的提升共振。我认为，未来3-5年里，新技术非常值得关注。目前值得重点关注的新技术有新能源相关的钠电技术、碳硅负极、固态或者半固态锂电池等等，对于光伏来说，新技术则更多集中在电池技术方面。从长期视角看，新技术的渗透率提升将会成为行业比较重要的主线。

吴亚洲——利用制度优势，抓住发展机会

从贸易的角度出发，如果将现在面临的贸易壁垒加以利用，可能会形成较好的制度优势。如之前所提到的光伏产业，在过去十几年里，它的头部企业更换多次，说明它是一个投入门槛高、技术迭代快的行业，同时也是面临贸易制裁最多的行业。但是，如果从贸易制裁的角度看，如果可以在制裁下找到突破口，那么这些企业在未来就可能有不错的发展机会。这种制度优势在短期之内是不会消失的，企业如果现在利用这种制度优势，在未来可能会有较大的发展机会。

朱晓梅：就罗楚惟所提出的“大”，即“大数据”的问题，我想询问一下吴亚洲，当谈论大数据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和政府在采集数据过程中有哪些法律问题需要注意？

吴亚洲：首先，这是一个商业选择。因为存在商业利益，就会有更多市场主体去做。但实际上目前很多行业，都有政府来参与推动它的发展，包括新能源行业等等。政府参与市场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政府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竞争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这在国内是没有问题的，但一旦走出去、走向全球，就会面临如前所说的政治冲突问题。由于我国很多行业由国有企业进行主导，国有企业是否是一个市场竞争主体，便成为我们与欧美国家产生冲突的一大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峻的挑战。

朱晓梅：政府对新能源行业也会有相应的补贴，成为行业背后一只“看不见的手”，请问崔逸凡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崔逸凡：对新能源行业来说，有前期的政府补贴，才能使行业发展起来。2022年后，新能源逐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无论是光伏材料还是新能源材料，随着技术进步、价格降低，新能源行业已经在慢慢摆脱补贴，逐步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从新能源的视角看，政府的前期补贴能够扶持或者引导这个行业的发展，但未来必然需要进一步发展核心的价格竞争力或者经济性的竞争能力。

朱晓梅：我在新加坡工作时，发现新加坡的模式与我们的方式有所区别，政府主要通过投资机构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极少会用到大量的补贴。罗楚惟在这方面还有补充吗？

罗楚惟：我认为，问题的核心依旧在于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怎样的角色。行业成长就像养孩子，一个小孩刚出生是需要扶持的，因为婴幼儿阶段太过脆弱，尤其像农业这样比较脆弱的行业。但是，扶大了之后要不要放手呢？当然要放，不放手就会让企业、行业形成依赖。

朱晓梅：在不确定中寻找锚定，在各个行业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每个人对行业的理解和认知实际上也各不相同。但是我们也在逐步认识到，最具有确定性的，是中国未来的年轻人。我们拥有规模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他们有梦想、有创新精神，并且具体、务实。人才是最大的确定性。以人为本，中国在未来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领导者和强者。

Q1：请问吴亚洲律师，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欧洲在传统能源方面危机感加剧，对新能源的需求相应增加。我国是光伏、风电等设备的主要出口国，并在制造成本上具有优势。在此背景下，像“双反”这样的限制政策是否会减少呢？现在这个情况会更利于我们的发展吗？

A1：谢谢你的提问。中国光伏产业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中已经积累了非常先进的生产技术，它的发展并不完全依靠低成本的优势。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已经意识到了新能源在未来的重要性，为了阻止中国的光伏进入美国市场，他们加征关税、出台反规避调查等等。我们在反规避调查中仅胜诉了一个案子，在找到这一突破口后，他们又推出了新疆法案，限制新疆所产的光伏原料进入美国。因此，虽然我们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和争端。

Q2：关于转基因，这一技术在中国的落地确实会带来很大增量，但也伴随着很多观念或者合规上的风险。我想请问罗楚惟，我们该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

A2：感谢提问。我认为转基因技术在中国一定会落地，但大面积推广转基因至少还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这此期间，我们在观念上会发生改变，从认为转基因是“有害的”、“不能碰”到逐步认识到它作为农作物性状改良技术的科学本质。除观念以外，未来同时也需要政府监管的协调等等。